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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漂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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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35年数千次漂流生涯中，肯·沃伦的总漂流里程超过11万公里，无重伤、撤离记录。他一生都保持锻炼，体力极其充沛。他强调团队合作、敬天、尊重河流
在35年数千次漂流生涯中，肯·沃伦的总漂流里程超过11万公里，无重伤、撤离记录。他一生都保持锻炼，体力极其充沛。他强调团队合作、敬天、尊重河流，他认为河流孕育了周围一切生命，人与自然一体。每次出行，肯·沃伦都随身带个垃圾袋，把自己和其他游客的垃圾捡起来。肯·沃伦绝不认为自己在“征服”河流，漂流对他是爱好，也是他和自然融为一体的方式。在他的船上刻着一句话：Go with the flow．(随波逐流)“不要和大水搏斗，你要顺着它走。”他告诉队员，“在河上你不能有任何投机、轻慢的心理，把自己交给河流，河流会保佑你。”基于这种哲学，肯·沃伦对漂流中最危险的事故，翻船，有着不寻常的理解：船是被浪打翻的，但当浪太大，把船灌满水以后，船就成为河流的一部分，就不会翻了，你反而安全了，“因为河不可能把自己翻过来”。
工作之外，肯·沃伦只有一种消遣方式：喝威士忌。傍晚，一天的工作结束，他会在家里找一个宽敞的地方，喝一种叫Canadian Clubs的威士忌，他只喝这种牌子，每天如此。边喝边坐着聊天，他就放松下来了，他称作Ken’s Medicine(肯·沃伦的药)。
就在出发前三个月，肯·沃伦处理了一笔医疗诉讼，在一次手术中，他的左肾被误诊切除。他拿到8万美元的调解金，不再追诉。为了漂流长江，肯·沃伦投入190万美元，他的公司破产。电视台的赞助不够，他不得不拿自己的钱投入到探险队中。家里电话停机、燃气被断，只能捡树枝生火。他将所有希望寄托在纪录片版税和日后中国的商业漂流上。
但中美队多数人并不像肯·沃伦那么严肃、投入，他们的平均年龄比肯·沃伦小20多岁。年轻人们抱着来玩的心态，打成一片，很快有队员谈起了恋爱，还衍生出三角恋。抵达中国前，最后一次队伍会议，肯·沃伦问队员们还有什么疑惑。队员问他：漂流时，我们能在船里读小说吗?
大院子弟
1985年9月，《四川日报》刊发《长歌祭壮士》，第一次详细记录了尧茂书的漂流遇险。这篇重磅报道引得一百多家媒体转载。人们反问：“龙的传人，难道就只一个尧茂书?”
中美队物资丰富，进展有序
80年代的中国，这样的问题就是一枚炸弹。为了抢先美国人一步，1986年6月，国内自发组织的漂流队动身前往源头，他们毫无准备。一支从上海出发的队伍，到源头时只剩下一个人，这人挣扎到沱沱河，看了一眼才甘心返回。另一名武汉的漂流者，漂流船就是三只轮胎绑在一起，中间放一块木板，他也在源头附近被劝回。
最后坚持下来的是两支漂流队。一支是洛阳漂流队(简称“洛阳队”)，民间自发组成；一支是四川省政府支持的“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简称“四川队”)，多家媒体支持，资金相对充裕。但两支队伍都没人漂流过。
洛阳的队员多数来自洛阳市委和市政府大院。两院只隔了一条街，住的都是市委、市政府的家属，他们从小接受着“英雄主义”教育，却在最好的年龄赶上了文革，不是下乡，就是在街头闲晃。
大院子弟天然抱团，是街头斗殴的一大势力。后来成为漂流队主力的郎保洛因为打架，多次出入劳教所。队长王茂军曾因失手杀人，到龙门煤矿背煤。副队长雷建生的父亲是洛阳玻璃厂厂长，副厅级官员，文革时被打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后来雷建生报考飞行员，所有环节都过了，最终政审被拒。
没有受过正经教育，街头经历又给他们增添了污点，最后，大院子弟们多数进了工厂，郎保洛是胶鞋厂干部，报考法律系研究生失败，雷建生曾在轴承厂做干热处理工，王茂军在纺织厂做锅炉工。和他们从小崇拜的英雄相比，工厂的工作是那么碌碌无为，和“建功立业”没半点关系。他们的理想，“把锅炉烧翻了也没法实现，(还得算)安全事故。”王茂军说，“快憋疯了”。
长江漂流就像一个出口，释放他们年轻时未能迸发的激情。尽管他们对漂流既无知，也没兴趣，家人更是不支持，整个队伍的训练就是在洛阳公园里划船，但他们还是出发了。1986年5月，洛阳漂流队背着家人、躲开体育局的堵截，偷偷踏上了去西宁的火车。
才到青海，他们就发现摸到长江源头都很难，更别提下水。一路上都是无人区，风大，干燥，队员嘴唇开裂，血流不止。脚下的路一会儿是冰冷入骨的雪水，一会儿是绵软的沙土，几次折腾，队员们脚都烂了。
食物也不够，他们最开始不习惯吃炒青稞，后来掰开硬咽下去，吃了几天，嘴全烂开，稍不注意上下嘴唇就黏在一起。青稞也快吃完时，只能抓草充饥。加上高原反应，每走半小时，他们就停下来喘一会。没有大容量的储水装备，渴了就只能喝混着死牲畜味道的沱沱河水。长江在源头一段被称作沱沱河，沱沱河水小，橡皮船根本漂不起来，而且河岔多，拖不好就陷到另一条河床上。
文章来源：《长江丛刊》 网址: http://www.cjckzzs.cn/qikandaodu/2021/0304/6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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