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朝霞杂志工作的回忆上(3) - 长江丛刊杂志社投稿_期刊论文发表|版面费|电话|编辑部|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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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朝霞杂志工作的回忆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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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摘要：

经过半个多月的奔波协调，第一期的创作学习班总算在1973年1月3日正式在位于康定路的写作组开班。学员中有林正义（笔名华彤）、姚克明、史汉富、钱钢、张士敏、邢庆祥、王一纲、樊天胜等人。开班第一天，先由萧木作动员，他讲话不紧不慢，但充满感情，要大家拿起笔来，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歌颂我们伟大的时代，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然后经过两天的务虚，就按写作组下属的经济组提供的几个先进单位，由我和欧阳再去联系这些单位，落实具体的参观、采访活动，最后分五个小组下去。半个多月以后，再集中到写作组汇报各自的采访活动，并开始构思作品、相互交流切磋。

对这第一期学习班，写作组的头头非常重视，都参加了听讲并对某些汇报和作品构思进行了点评，连当时的市委领导徐景贤也于1月24日到学习班来听讲，并就上海电机厂一位青年女作者沈慧敏讲的故事，作了分析点评，还讲了当前的大好形势，要求大家学习样板戏的创作经验，要“三突出”，要把主要人物放在最突出的地位来描写等等。

显然，写作组领导的意图是想通过这种办班形式来培养一支文艺创作队伍。如朱永嘉在学习班上就开门见山地说，办这次学习班是为了培养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从工农兵中培养作者。萧木讲得更具体，说要争取培养一支200人左右的创作队伍和评论队伍。

应该说，这种办班形式，对组织稿件来说，是起相当作用的，就以第一期和第二期的《上海文艺丛刊》来说，在总共31篇文艺作品中，学习班成员就占了15篇，将近一半。如史汉富的《朝霞》、（张）士敏的《暗礁》、段瑞夏的《特别观众》、姚克明的《踏着晨光》、卫国珍的《城乡路上》等。为此，这样的学习班，在1973年就办了四期，至1976年10月《朝霞》停办为止，先后总计举办了11次之多，参加人数有200多人。

学习班对某些作者提高创作水平是显而易见的。如青年作者段瑞夏，原本从未写过小说，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特别观众》，曾五易其稿，每一次的修改，都由很多人帮助出点子，但萧木的直接指点，从作品的主题思想到人物刻画、结构安排等等，起了关键作用，最后成了第一期丛刊的带头作品。作者由此深受启发，之后又写出了多篇有影响的作品，一时被称作写短篇的能手。但是，“文革”结束后，有的批判文章因不知内情，得出结论说：“《朝霞》的编辑和作者队伍一律由写作组自己培养，上海原有的文艺编辑和作者队伍几乎全部排斥在外，其中包括50年代和60年代上海涌现出来的一批工人作者。”①其实，这说法并不准确。实事求是地说，有相当一部分作者，原来的写作基础就是不错的。早在参加学习班之前，他们就在报刊上发表过或出版社出版过深有影响的作品。如姚克明的短篇小说《区委副书记》，1972年初在《文汇报》刊出后，在读者中深有影响，为此市里在延安西路200号的文艺会堂里，专门召开过研讨会，《文汇报》、《解放日报》都发过评论介绍文章。再如史汉富的独幕话剧《无影灯下颂银针》、卫国珍的中篇小说《春风杨柳》等，都在《上海文艺丛刊》创刊之前，就在读者中有过好评。还有些作者如张士敏、仇学宝、李良杰等都是在“文革”前就发表过较多作品的作者。这些作者的成长，都不能简单地“归功”于写作组，说是写作组培养出来的。当时的学习班，只是起了一个组织作用，给他们提供了参观访问的条件，提供了写作的时间和与其他作者相互交流、启发、切磋的机会。至于编辑队伍的组成，这在下面再具体介绍。

其实，真要办个刊物，其稿源仅靠这样的学习班来提供是远远不够的，还得通过其它各种渠道物色作者，组织来稿。这期间，我和欧阳两人，在文艺组头头的认可下，分别走访了一批老的作家和一些有影响的工人作者，我们的原则是找一些已经被宣布“解放”的作家，如菡子、茹志鹃、赵自以及已离开作协，回到基层的工人作家胡万春、仇学宝、钱士权、陈继光等，我们去拜访他们的目的是约他们为丛刊写稿。第一期和第二期丛刊上，上海的作家和知名的工人作者，如赵自、菡子、仇学宝、张士敏、于炳坤、李良杰、袁军等都发表了作品。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第一辑的稿子基本落实。进入到出版印刷阶段时，我和欧阳奉命找到人民出版社的领导李信和文艺读物编辑室主任任大霖，向他们汇报了前阶段的工作，同时对丛刊的版式和名称作初步研究。当时，有人主张就用《上海文艺丛刊》为刊名，冠以第一辑、第二辑等字样加以区别；任大霖则建议在每一辑中找一篇作品的题目为该辑的书名，《上海文艺丛刊》只是作为一个副题。我同意任的意见，最后我们向萧木、陈冀德作了汇报，他们赞同后一种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