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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朝霞杂志工作的回忆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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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所有人员中,除了姚真正式由华东师范大学调到人民出版社,另外一位美编和三名编务人员属出版社编制外,其余的编辑人员,包括我和欧阳在内,都
一,所有人员中,除了姚真正式由华东师范大学调到人民出版社,另外一位美编和三名编务人员属出版社编制外,其余的编辑人员,包括我和欧阳在内,都是作为临时借调的人员。他们的编制,都在原单位,这些人员的工资待遇,包括福利享受,均由原单位解决;只有卫国珍由出版社每月补贴一点费用。
二,除了四位老编辑主要从事具体的编辑业务外,其他都是能编能写的作者,他们既是刊物的编者,又是刊物的作者;他们是流动性的,并不固定于编辑业务,到一定时期轮换下生活,以利创作。
从此,编辑部的工作走上正规,我们除了继续编辑丛刊外,并为明年出版月刊作准备。至1973年底,除了编辑出版了四辑丛刊,同时还编好了拟在1974年出版的第一期月刊的稿子。
记不起是谁的主意,月刊决定以丛刊第一辑的书名《朝霞》命名,月刊的封面保持了丛刊朴实大方的基本格调,只是在浅色的长条形上生长出一朵朵形态优美的麦穗。为了统一起见,从1974年起,《上海文艺丛刊》也改名为《朝霞》丛刊。
《朝霞》月刊创刊号准时于1974年1月20日出版。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个情况:月刊的出版,明明是由写作组向张春桥、姚文元写信申请的,月刊的稿子是经文艺组陈冀德审定的,每期的月刊目录和校样都得送市委备案,甚至送给在北京的张春桥、姚文元以至王洪文。如第一期刊物的目录,王洪文还作了圈阅表示同意。这表明《朝霞》是在张春桥、姚文元指挥下,由上海市委写作组直接领导,文艺组的负责人陈冀德实实在在的主编。可是在相当一个时期,《朝霞》的领导关系,对外一直是“保密”的,不仅在刊物的版权页上始终印着“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字样,而且他们一再叮嘱,对外注意口径,凡是从北京或其他外地来访的报刊媒体的编辑和作者,一律不让触及刊物与写作组的这层关系,陈冀德一直没有挂上主编这个头衔的原因,可能也与此有关。
月刊出版以后,编辑工作比较正常,除了联系作者、审读各类稿件、参加组织创作学习班外,为了更好地发挥一些同志的特长和作用,写作组决定在编辑部内成立一个编委会,由写作组指定五人组成。除了欧阳文彬和我两个老编辑外,还有三位。一是部队作者林正义,这是一个能诗能文的多面手,书法功底扎实,刊物上的某些标题字,出自他的手笔。他原是辽宁大学的一位讲师,因多才多艺,加上人也生得帅气,于是在林彪为女儿选婿时被有关方面看中,抽调入伍,可他并不愿意这种毫无感情基础的强制婚姻,加上他生性清高,并不看重这个豪门女婿的脚色,为此他始终采取与女方若即若离的冷淡态度,终于最后有幸摆脱了这层关系。借调进《朝霞》后,他是得心应手,所以工作十分积极。二是姚真,20多岁的小姑娘,当过红卫兵,参加过上山下乡,聪明能干,充满朝气,工作泼辣。再一个是朱敏慎,他原是南京路上中百一店的工作人员,早被列入工人作家的行列,一向办事认真谨慎负责。应该说,写作组对这样一个班子的确定,是比较完善的。既注意到老中青搭配,又包含了军人、学生、店员等成份。按写作组规定,今后每期丛刊和月刊的稿子,就由编委分工轮流抓,最后汇集到我处,再统一呈送没有主编名分的陈冀德审定,欧阳作为临时支部的副书记,仍负责编辑部的政治工作。
为了落实朱永嘉提出的轮换下生活要求,编辑部采取了更加灵活的办法,有时是指定一两个编辑奉命去写一篇作品,下去生活几天,写好作品后即回编辑部工作。如责成段瑞夏去上海电珠五厂写《一篇揭矛盾的报告》就是这样。有的是参观式的短期访问,保持与生活接触,如陈冀德带了林正义去崇明国营农场参观。也有的历时稍长,丰富生活,并写作品,如卫国珍到上海郊县松江石湖荡附近的古松公社,将近一个月,最后写了散文《明天》。此外如姚克明、刘征泰、姚真等人,也都先后找机会,短期下去生活、采访。
第一期《朝霞》月刊出版以后,社会反响并不大,销售情况比预期的小,倒是得到了姚文元的赞赏。但他并不就刊物内容而言,而是对刊名情有独衷。他拿到创刊号后,看到封面,马上对身边人员说:“朝霞是什么?是天空中的一种高积云,升得很高,它能够主动把太阳中的红光吸收进来又反射出去,成了朝霞。”②
《朝霞》月刊自1974年第一期起,一直到1976年9月“四人帮”粉碎后停刊,共出了33期。
文章来源:《长江丛刊》 网址: http://www.cjckzzs.cn/qikandaodu/2021/0415/9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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