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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朝霞杂志工作的回忆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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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上海文艺丛刊》（1974年起改名为《朝霞》丛刊）自1973年5月起至1976年9月止，共计出版13本，其每本书名，所收的文艺品种，出版年月以及某些书的印数
《上海文艺丛刊》（1974年起改名为《朝霞》丛刊）自1973年5月起至1976年9月止，共计出版13本，其每本书名，所收的文艺品种，出版年月以及某些书的印数如下：
《朝霞》1973年5月出版（小说、叙事诗、散文、传记），累计印数550，000册。
《金钟长鸣》1973年8月出版（小说、散文、传记、文学理论），印数300，000册。
《钢铁洪流》1973年12月出版（电影文学剧本、话剧剧本），印数100，000册。
《珍泉》1973年12月出版(电影文学剧本、话剧剧本)，印数100，000册。
《青春颂》1974年4月出版（小说、散文、诗、话剧剧本、电影文学剧本），印数300，000册。
《碧空万里》1974年10月出版（小说、诗、独幕剧、电影文学剧本），印数300，000册。
《战地春秋》1975年3月出版（中篇小说、叙事诗、话剧剧本）印数250，000册。
《序曲》1975年6月出版（《努力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生活》征文选），印数100，000册。
《不灭的篝火》1975年8月出版（小说、电影文学剧本、诗、独幕剧）。从本集起，刊物上不再标明印数。
《闪光的工号》1975年12月出版（叙事诗、电影文学剧本、小说、话剧剧本）。
《千秋业》1976年4月出版（电影文学剧本）。
《火，通红的火》1976年6月出版（中篇小说、话剧剧本）。
《铁肩谱》1976年9月出版（话剧剧本、中篇小说、电影文学剧本）。
此外，计划中还将于1976年9月出版《无产者》一书，所收的都是两年来在《朝霞》月刊和丛刊上发表过的作品，这批作品的中心内容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但尚未来得及出书，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而夭折。
三、出版《朝霞》月刊和编辑队伍的形成
经过半年多的编辑实践，丛刊已出了两辑，应该说，已经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此时写作组的领导感觉到数月出一期的丛刊，在一日千里的形势发展下，无论是在作品内容的涵盖上，还是从配合形势的速度上，都存在严重的不足。原先对办刊存有一定顾虑的朱永嘉，为了弥补这个欠缺，决心办个月刊。于是向张春桥、姚文元写了封信，要求出版一本16开本的综合性文艺月刊。如能获准，那么作为一个掌管上海思想文化阵地的写作组来说，既有了理论刊物《学习与批判》，又加上一本文艺月刊，计划中还准备组织几位懂外文的编一本《外国文艺摘译》，这就更完善了。这个打算，很快就获得张春桥、姚文元的批准。
1973年9月28日下午，朱永嘉亲自到位于绍兴路54号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召集丛刊的几位编辑人员开会。他说，《上海文艺丛刊》己经出了两辑，初步形成了一支创作队伍，社会上反映很好，目前来稿很多，编辑人员也有了增加，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写作组给张春桥、姚文元写了一封信，要求出一本月刊，现在正式批下来了。
接着他传达了张、姚的批示。张春桥在9月13日批：“请文元同志阅批，拟同意他们的计划，出一个文艺月刊。”姚文元在同一天也作了批示：“建议写作组主要同志能注意抓大事，留有发表评论的余地，编辑文学月刊。丛刊的工作可多培养一点人搞，不必每一篇稿子都看过，否则将来可能难以对某些作品发表评论。”
接到批示后，写作组就正式上报市委备案，徐景贤也作了批示：“写作组和文艺刊物编辑部要认真落实春桥、文元同志批示。培养工农兵业余作者和编辑队伍时，要注意世界观的改造，反对业务挂帅和资产阶级的个人名利思想。”
为了落实该项计划，写作组已同出版社领导谈过，拟把原来附属于文艺读物编辑室的编辑人员脱出来，成立一个单独的编辑室，今后独立开展活动。这个编辑室的成员要老中青三结合，既有老编辑又要借调一些业余的工农兵作者兼做编辑工作。为了保持编辑人员不脱离生活，可以采取轮换的办法，做一个时期编辑再下去生活一个时期，成为一支既能写又能编的新型的编辑队伍。
这个会议结束以后，我和欧阳就一起商议，如何按朱永嘉的要求，建立一支编辑队伍。我们建议：一，老编辑除了我和欧阳两人外，还抽调原在《萌芽》从事编辑的邢庆祥和原在《上海戏剧》搞评论工作的王一纲；二，老的工人作家中，抽调毛炳甫、李良杰，此外还拟从新的业余作者中物色几位人选；三，另外一些编务人员，则请出版社提供。
这些设想经陈冀德同意后，就由我与欧阳分工落实。我直接经手的除了先前到杨浦区借调已从《解放日报》回到杨浦区政宣组工作的姚克明外，还从来稿中发现了电影文学剧本《陈玉成》的作者刘征泰，他的文笔老练，知识面广，表达能力很强，通过我和他几次谈稿子接触，感到这位作者很适合做编辑工作。经陈冀德认可后，我找到刘征泰工作的牛奶公司十二牧场，了解刘的情况后准备借调。说来也巧，刘是该公司的挤奶工，当时刘正在牛奶棚里挤牛奶，累得满头大汗，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继刘征泰借调之后，又把在胸科医院工作的《朝霞》作者史汉富调来。为了体现编辑班子工、农、兵成份，我又去上海郊区川沙县严桥公社，找到公社党委的副书记齐光明，商量借调既熟悉农村情况又能写的卫国珍。卫国珍当时正作为一个社员借调在公社政宣组工作，齐光明对卫的才能大大赞扬了一番后，表示同意借调，唯一的条件是希望出版社能补贴卫的工分，按每天10个工分计算，一个月300个工分，每个工分0.07元，合计人民币21元，此外每个月补贴6元伙食费、6元交通费和1.5元的过江摆渡费，我估计这一点费用出版社可以承担，便随口答应下来。之后，在月刊出版以后，又先后把《红卫兵战旗》的作者姚真以及写诗的朱金晨、写小说的朱敏慎等人调来，此外还有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师于成鲲先后率领的几批工农兵学员，如现在已很著名的赵兰英、张震钦等，轮流到《朝霞》实习。至1974年，除实习的复旦工农兵学员外，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已将近20人。这是一个完全新型的编辑集体，同传统的编辑部门完全不同，它有如下两大特点：
文章来源：《长江丛刊》 网址: http://www.cjckzzs.cn/qikandaodu/2021/0415/9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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