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朝霞杂志工作的回忆上(4) - 长江丛刊杂志社投稿_期刊论文发表|版面费|电话|编辑部|论文发表

一、稿件要求： 1、稿件内容应该是与某一计算机类具体产品紧密相关的新闻评论、购买体验、性能详析等文章。要求稿件论点中立，论述详实，能够对读者的购买起到指导作用。文章体裁不限，字数不限。 2、稿件建议采用纯文本格式(*.txt)。如果是文本文件，请注明插图位置。插图应清晰可辨，可保存为*.jpg、*.gif格式。如使用word等编辑的文本，建议不要将图片直接嵌在word文件中，而将插图另存，并注明插图位置。 3、如果用电子邮件投稿，最好压缩后发送。 4、请使用中文的标点符号。例如句号为。而不是.。 5、来稿请注明作者署名(真实姓名、笔名)、详细地址、邮编、联系电话、E-mail地址等，以便联系。 6、我们保留对稿件的增删权。 7、我们对有一稿多投、剽窃或抄袭行为者，将保留追究由此引起的法律、经济责任的权利。二、投稿方式： 1、请使用电子邮件方式投递稿件。 2、编译的稿件，请注明出处并附带原文。 3、请按稿件内容投递到相关编辑信箱三、稿件著作权： 1、投稿人保证其向我方所投之作品是其本人或与他人合作创作之成果，或对所投作品拥有合法的著作权，无第三人对其作品提出可成立之权利主张。 2、投稿人保证向我方所投之稿件，尚未在任何媒体上发表。 3、投稿人保证其作品不含有违反宪法、法律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之内容。 4、投稿人向我方所投之作品不得同时向第三方投送，即不允许一稿多投。若投稿人有违反该款约定的行为，则我方有权不向投稿人支付报酬。但我方在收到投稿人所投作品10日内未作出采用通知的除外。 5、投稿人授予我方享有作品专有使用权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复制、摘编、表演、播放、展览、发行、摄制电影、电视、录像制品、录制录音制品、制作数字化制品、改编、翻译、注释、编辑，以及出版、许可其他媒体、网站及单位转载、摘编、播放、录制、翻译、注释、编辑、改编、摄制。 6、投稿人委托我方声明，未经我方许可，任何网站、媒体、组织不得转载、摘编其作品。

我在朝霞杂志工作的回忆上(4)

作者:

关键词:

摘要：

版式基本确定后，就着手封面设计了。萧木亲自出马，找了曾经是《支部生活》的同事、时任出版社办公室主任的陈坤生出面，约请了一些美术家设计了多种封面图案，最后由写作组朱永嘉等领导选定。这是一幅浅色的长条形图案，比较朴实大方，封面的左下方设另一颜色的小横条，横条上标明“上海文艺丛刊”几个字，字的左边，画上红底的小方块，中间是一支笔和一朵花，象征着笔头生花。

封面是确定了，但在为第一辑起书名时却颇费周折。应该说，按当时的质量标准，第一辑中有多篇作品是不错的，如萧木化名清明写的《初春的早晨》、段瑞夏的《特别观众》、刘阳和华彤的《理想之歌》等，都是较好的作品，究竟以哪一篇题目作书名好呢？大家正在七嘴八舌议论时，陈冀德深思熟虑后说，每辑书名既要考虑到该篇作品的质量，又要注意到题目本身是否具有代表性，能不能吸引读者的耳目。她建议以胸科医院作者史汉富的小说《朝霞》为第一辑丛刊的书名。作者是第一期学习班的成员，他以崇明新海农场知青叶杏珍的先进形象为原型，写成了短篇小说《朝霞》。作品塑造了一个甘愿身处异乡艰苦创业的知青典型，作品取名《朝霞》，早晨的彩霞，象征着朝气蓬勃、努力进取，作为第一辑的书名，含意深远。而且与长条形的封面设计，如道道霞光，十分投合。于是尽管算不上是这一辑中最好的一篇，也就一锤定音。书名确定之后，接着就请了一位姓费的书法家在封面上写了飘逸秀丽的“朝霞”两字。往后每一辑的书名基本上就按照这个原则确定。

1973年5月，作为《上海文艺丛刊》第一辑的《朝霞》正式出版，扉页内首张内页上，刊了1949年9月毛泽东应《人民文学》主编茅盾之请，为创刊所写的题词手迹“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目录页的后面，用道林纸附了一幅陈逸飞作的彩色油画《秘密读书室》，描绘了鲁迅在一个小房间内聚精会神秘密读书的情景。该书的末页上发表了《致读者》，表明出版此书的原因是“为了进一步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和推动创作队伍的发展”，但在今后来稿的要求上，除了对作品的各种形式罗列了一下外，在内容要求上比较笼统，只是希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夺取文艺革命的更大胜利”，可见当时的办刊思想很简单，只要是认为好作品就行。

第一辑丛刊出版后，由写作组出面向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市里的领导马天水、徐景贤等送了书。据陈冀德说，这行动带有试探的性质，摸摸领导的反应。但是据我估计，这些领导除了徐景贤外，并不清楚该书与写作组的内在关系，所以他们像收到其它出版单位送的书籍一样，并未特别注意。倒是在读者中引起了巨大反响。

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丛刊的出版发行，是适应了广大的读者和作者的迫切需要。初印30万册，但这个数字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于是又迅速加印了15万册，还不够，到1974年3月，又加印了10万，累计印数达55万册，可见当时的影响不小。这是事先并未想到的，而更未想到的是从此引来了大量来稿。全国各地有相当一部分作家或具有坚实写作基础的作者,苦于多年缺少作品的出版途径和刊发园地，因此一当获悉上海人民出版社有丛刊出版，就纷纷主动来稿，文艺读物编辑室的编务员，每天把大量来稿送到我和欧阳的桌上。为了更好地处理这些来稿，迫切需要增加人手。我们向陈冀德提出后，陈表示她也早有此意。于是经过磋商，最早投入我们编辑行列的是空军部队作者林正义，即我们刚来报到时一起参加议论筹办丛刊的那位同志，接着又把曾经借调在《解放日报》编辑过副刊“朝花”的姚克明，无线电十八厂的技工段瑞夏，陆续借调到丛刊，正是这些同志，在丛刊的初创时期，日夜操劳，从大量来稿中，发掘出不少可供发表的作品，丰富了丛刊的内容。

随着编辑人员的增多，编辑程序不能像开初一样打糊涂仗，大体上有个分工，于是陈冀德于1973年7月20日，把我们召集到写作组，在研究工作之前，先传达了朱永嘉对刊物分工的决定。为了区别传统的编辑机构，编辑部内不设立主任副主任等职务，也没有主编副主编。为了加强对编辑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由党支部副书记（党支部书记是工宣队员马树生）欧阳文彬负责政治思想领导，编辑部的行政和业务工作，包括刊物的版面安排，发排稿子，印刷出版等由我负责。

会后我找陈冀德个别谈了一下，我建议不要如此分工，所有政治和行政工作，由欧阳一人总负责，我可以协助她工作。可是陈冀德未予采纳，说老朱已定，不要再改了。